成人网站

高要市蚬岗镇南村出产的瓜菜在装运中

　　立冬这天的黄昏，最后一抹残阳逐渐被乌云吞没。眼看一场暴雨即将瓢泼而至，冼二坤匆匆骑上摩托车，看到旁边田里竟还有十来个人没动身，就喊了一嗓子:“收工啊，回家咯!”

　　这里是高要市岘岗镇的南村。尽管晚稻早已收割大半，但行走在田间地头，触目所及的却依旧是少有的忙碌景象。

　　站在南村的高处俯视，两米多宽的机耕路分割开了鱼塘、菜地、稻田，隐然已有“田成方、路成网、渠成行”的现代农业标准化景象。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推动、创造并实现这一切的，正是像冼二坤这样曾经的小农。

　　10月19日，《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式发布后，省农业厅对外宣布将在高要市蚬岗镇南村、清新县三坑镇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促进土地规模经营的试点工作。南村由此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规模经营承载财富梦想

　　外部的关注，并没有改变南村忙碌中的平静。连日来，记者每次来到南村，让冼二坤们最为上心的，依旧仍是他们竞标来的菜地。“每亩地，一年仅地租就要1300块以上，最贵还有1600块一亩的。”在去年底的现场招投标会上，冼二坤通过激烈角逐，标得了3亩菜地、14亩水田。

　　在几百米外的村口，黄永文为了人生的“第二次创业”正手忙脚乱。人过中年的他曾长期在外跑运输，两年前“决定回老家，干老本行”，如今已经营着14亩鱼塘、11亩水田，还有3亩菜地。这一切，正寄托着黄永文的所有希望———正在读高三的儿子的大学学费、一家人的生计、自己的后半辈子生活。

　　冼二坤和大多数村民一样，是从电视新闻中获知南村成为“省里试点”消息的。冼二坤表示，“现在也说不上来有什么期待。”在农业风险压力下，财政补贴与技术扶持，曾是他们这些单家独户经营者最主要的期待。村民何达强说，“种菜要跟种粮一样，有补贴就好了”。

　　向试点地下达通知，实际是今年8月4日。由于“农村土地流转的受让方，还可以是境外农业生产企业”，这让一些外国媒体也深为关注此次试点。

　　其实这种由当地人自主推动、并主要以本地人为经营主体的土地流转方式，至今已运作了至少14年，规模经营也初见成效。

　　稻菜轮作开启土地流转

　　“如果没搞轮作的话，这些土地肯定没那么容易流转。”南村下村的新任村民小组长黄志文认为。

　　他所称的“轮作”，是当地特有的稻菜轮种。由于蔬菜种植往往损伤农田土壤肥力，“一般种了两年就要换地，否则对产量影响很大，也容易发生虫害。”

　　1982年前后开始的第一轮土地承包，南村将集体所有的2100多亩耕地全部分田到户，“人均一亩三分地，当时还是要求只种水稻。”由于南村的全部耕地基本都处低洼地带，从“以粮为纲”的人民公社时代延续到包产到户时期的单一种植结构，曾让南村人很头疼。

　　“其实我们一直都有种植瓜菜的传统，谁都知道在这种地种水稻的收益肯定比不上种瓜菜。”事实也是如此。直到今天，南村的部分耕地单造亩产量仍只有五百来斤。

　　高要市农业局局长冼树聪告诉记者，直到1994年前后，蚬岗镇政府新的产业布局改变了原来的局面。“通过制定指导性意见，对土地进行重新调整，并实行稻菜轮作。不仅把蔬菜产业做大做强了，也提高了土地效益。”

　　当第二轮承包开始，南村村民的人均承包耕地于是就只剩下了0.5亩口粮田。村委会决定将耕作条件好的分给农民作为口粮田，将原来低洼、荒芜的田改为经济田、鱼塘或蔬菜地，通过发包增加集体经济收入。

　　蚬岗镇农业办主任赵日强解释说，由集体收回、通过招投标来推动稻菜轮作，显然既符合产业调整需要，又一劳永逸地解决了集体经济的困境。

　　采取轮作的南村，土地流转的期限一般都较短，“水田跟菜地都是一年一招标，两年一轮换，鱼塘一般就三到五年。”村支部委员冼伟芳说。

　　现场招标实现土地增值

　　“都是公开招标，很透明，都有见证人，不是我们干部说了算。”下村村民小组长黄志文认为，通过村民娴熟地操作现场招投标，南村的土地流转，比较好地杜绝了像有些地方出现的干部利用土地发包搞腐败的现象。

　　他翻开土地清册告诉记者，“要按照这上面的田埂分布，告诉参加招投标的村民每次招标的范围。”

　　招标一般都在年底进行，每个村民小组都推举出三至五名的见证人。“由他们来主持招标，我们现任的干部一般不参加。”

　　“竞争很激烈。”冼二坤现在承包的3亩菜地，由于毗邻机耕路，交通方便，当时曾有十余人参与投标。“方法很简单，你看中这块地，就把承包价写在纸上。现场开标，谁高谁得。”

　　村集体在这过程中发挥着协调、规划的作用。“只要定好了菜地、稻田的轮作范围，剩下的就是每两年调整一次。”

　　这种调整，对实现蔬菜的规模种植，作用显而易见。据高要市农业局的数据，2007年蚬岗全镇蔬菜种植面积达到2.2万亩，年产蔬菜12.1万吨，年产值14300多万元。

　　以南村为例，亩均1300多元的承包金，比高要全市的平均水平800多元/亩还要高出500多元。再与原来每亩土地纯收入150元至200多元相比的话，“土地效益是原来的九倍多。”南村支书冼品基统计的这个数据，让不少参观者兴奋不已。

　　这样的增长，从2005年广东废除农业税之后表现得尤为明显。种粮综合直补等惠农政策的推行，也让像黄永文这样曾经在外“跑单帮”的村民选择了回村。

　　南村下辖两个村民小组，下村村民小组公布的财务账目显示，刚刚过去的10月份结余仍有26万多元，“去年底还给每个村民发了三百块分红。”组长黄志文表示，“集体有钱好当家”，现在村里每年八万多元的电灌费用、公共水电费用，以及村民参加合作医疗的费用等，“都是村小组买单，不用村民个人出一分钱。”而桥梁、公路、电灌站等这些大型的公共设施，则主要由村委会出资。

　　规范流转基层需更民主

　　不过，如何让村民更好地参与土地流转增值收益的监督使用，也成为当下颇为紧迫的任务。

　　就在记者踏访南村的前几天，这个村落刚刚发生过一场包括老少妇孺都参与的“反贪行动”。村民强烈要求村委会公开村集体账目。他们怀疑土地“招投标”的部分收益，通过各种工程进了个别村干部的私囊。

　　“关键是要确认农民的股权。有钱了，更要让农民享受到民主权利。”针对有部分村的干部不当利用土地流转的收益，高要市农业局局长冼树聪认为，在南村开展试点，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要加强对村委会承包金的监管，“一定要推动他们公开村账，民主理财。”“最怕的就是，上来一任村干部，不干别的，就建大楼、修大路，专搞政绩工程，这对于老百姓可没半点实在好处。”

　　冼树聪介绍说，目前高要市农业局已帮助南村拟定好初步的土地承包权股份合作社章程，“目标就是防止农民利益流失，保护农民作为股东的利益。”

　　南村样本体现多重价值

　　冼树聪介绍说，今年4月，省农业厅经管处在高要、清新等地调研时，就南村的土地流转方式初步形成了一些共识。

　　“一方面，这种土地流转的形式真正符合农村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另一方面，相比土地流转之前，集体经济效益提高很明显。其三，真正实现了农业社会化服务。统一的农田水利设施，节约了成本，提高了效益。其四，通过集体收回土地，发包承包的形式，使村委会给老百姓办了不少实事。第五，稻菜轮作的方式，真正实现了对农业布局的调整。”

　　对于现有南村模式的不足，冼树聪评述说，“农民种地的土地成本提高了，种地的门槛提高了，迫使农民自发地投入到产值高的高端农业中。”

　　在南村采访时，记者了解到由于现有的特殊模式，客观上也限制了外部资本、专业力量的进入。2007年，与高要市对应“双转移”的中山市，曾率团考察高要的土地经营状况。“说一亩最多能给500块，但听我说我们高要早就超过1300元一亩了。他们咂咂嘴，说那算了。”谈起这个细节，冼树聪也颇为感慨，“不过就现在蔬菜这个行业来说，这种方式也不是全无好处。专业服务方面，我们可以通过其他途径来弥补。”